零点调查发布了“宜资”城市排行榜，北京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和深圳。但在同时发布的“宜居”城市榜上，北京仅排名第19位，处于倒数第二。(《北京晨报》6月7日)

 

一个城市越是“宜资”，则这个城市越不“宜居”——零点的调查，让我们再次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这一悖论。城市是人居的城市，投资是为人的发展，如果一座城市具有了“到那儿挣钱再到别处花钱”的况味，这座城市的投机意义就跃然纸上了。

　　在一些大中城市，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仍然成为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选择，城市扩张的内在动力成了地方政府的内驱力。于是，政绩离不开高房价，土地猫腻里总有部门利益的身影。在反反复复的拆迁过程中，城市的成本节节攀升，城市成了资本的工地、不复是精神的家园——这就是越宜资越不宜居的根源。

　　理论上说，宜资的城市应该是宜居的，因为那里是市场价值生机勃发的平原、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自由飞翔的天际。宜资的土壤越深，市民越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面包。但现实语境是，墙里是投资者墙外才是市民，而进入墙内的门票是VIP级的，于是在“宜资”不“宜居”的对垒中，彰显着尴尬的三重悖论。

　　首先是城市建设单极化价值取向的悖论。有人说，一个城市要有对精英开放的高尔夫球场，也要有能满足打工仔居住的廉租房，才称得上宜居。所谓宜居，其实就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公平的和谐、廉价的和谐，但在GDP喧哗和政绩崇拜里，只见别墅不见小屋、只见会所不见马路。城市在向上流动的时候，过于把资源规划倾斜于精英群体，人为拉高普通市民的居住门槛。

　　其次，城市建设缺乏理性规划的悖论。理想状态下的城市宜居因素是均衡的：涵括了对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人文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在“宜资”的狂热里，某些地方为了眼前利益，缺位了理性规划，只要看到地价飙升，想方设法拆迁土地，然后是挂牌上市，大笔土地拍卖款项入账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却凌乱不堪，导致市民居住从吃饭到看病上学都成了问题，无法“宜居”。

　　“宜资”不“宜居”的悖论还在于城市发展中“重大不重小”的错位思路。时下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兴起的“新都市主义运动”，很值得我们思考。说新，其实还是重走了诞生于前汽车时代的“老都市”之路：密集的小街道，逛得起来的街肆，随处可见的小商业，闹中取静的居住区……这就是以自然人的需求和满足为尺度的“自然城市法则”。而我们正追求着“整齐的视觉、夸张的风格、新奇的建筑”的大理念，小处着眼的人文关怀走丢了，城市成了抽象审美的城市，人在城市发展中走丢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9日，作者：邓海建，原题：《人在城市的发展中走失》)

任明辉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任明辉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空气干燥，开窗一会儿，桌子上都是灰，说明空气灰尘含量大”，26岁的任明辉最近将他否定北京宜居的理由再一次提及，除了空气污染，还有堵车和车挤。另外，北京的房价也很高，任明辉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

    任明辉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为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所以政府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好像也在解决吧。”

    宜居排名下滑

    在北京，像任明辉一样对城市宜居问题表示不满和批评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同时也感到无奈，毕竟城市建设方面的问题不是靠几声简单抱怨就可以解决的。2004年夏天来到北京工作的李国栋对这座城市同样不具有好感，他认为在这里生活压力太大，交通问题时常让人们陷入尴尬，虽然政府明确要在2008年之前将北京建设得更加美好,“但是现在看来依旧那样”。

    不过，即便是认为北京不宜居，但他还是必须去关注北京的房价和项目开盘情况。他说，“虽然我口口声声说北京不好，但是我还是要租房，要看房价，觉得自己比较虚伪的，但我们能改变多少呢？”

    事实上，北京的宜居问题在过去几年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的社会与城市规划专家也经常在媒体上和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加以呼吁。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去年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公布了他们的新《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在这份期限为16年的城市远景规划里面，首次提到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

    这份规划说，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置，同时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化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充分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

    但就在去年冬天，北京一家调查公司与相关媒体联合发布了他们的中国宜居城市指数报告和排名情况，北京市排在第15位，与2004年位居同一个排名榜第3位相比，北京去年的宜居位次下滑了13位，而中国的许多二、三线城市如绵阳、青岛、大连等地则分别据有了先于北京的席次。

       谁来反思？

    不过，袁岳对北京宜居排名下滑进行了澄清。他说，一年前的排名工作是通过探索性研究完成的，局限于15个城市居民的开放性意见。而本次排名，他们通过100多位专家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是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的结合，而且这套体系里面涵盖了70多个指标。因此，前次排名和本次排名不具有可比性。

    但是这种澄清并不阻碍对北京宜居问题的严峻性认识，袁岳认为，北京宜居指数降低了，正说明城市越来越适应了商人，而站在大部份本地民众角度来看，城市本身是不宜居的。

    不宜居的原因事实上很简单，袁说，城市治理者身上存在不足和问题，在过去多年间，城市治理工作一直由“经济班子”来做，对产业投资等经济活动保持着良好的经验，但对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却“太没有经验和模式”。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叶立梅，一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她表示，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必须从三个层面看：最基础的是生活层面，一座城市必须满足居民的特质需要，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是否比值，生活得好不好？

    此外是诸如交通、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健全、便利和完备，效果是否明显；其次还有文化生活，三个层面是逐层递增的过程。“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北京的宜居工作，北京所面对和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与中小城市存在很大差别，简单的类比未必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叶立梅说。

       叶立梅打算退休后不在北京定居。因为交通是很成问题的，另外，有一种偏差就是把居民适合且方便的小摊小店以有碍观瞻的名取消了，代之以高档时尚的门店。她说这未必是好事，其实一个城市充满个性化小店，也是其个性化所在，满足了千差万别的需求，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城市也更显丰富，更有内涵，可眼下非得将城市形象理解成到处是高楼大厦和冷冰冰的墙壁，各种各样的人充塞其间。

    “有很大空间能做好可是没做到”，叶立梅说，城市不宜居与城市治理者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城市大的规划事项和政策，现有状况要求他们自我反省和寻找不足。

    可以看到的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了一点，政府决心通过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份官方文本还强调，要通过三个阶段工作，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生活局面和氛围。(章剑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